武汉会战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从日军6月12日占领安庆起，持续到8月下旬他们在九江等地集结完毕，主要目的是抢占进攻武汉的跳板和聚集更多兵力。

第二期战斗自8月22日日军大举攻打武汉起，持续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从武汉三镇撤退完毕，标志着这一阶段战斗的结束。

这是守护大武汉的关键阶段。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拿下安庆，到10月25日他们攻占武汉，保卫武汉的战斗持续了四个半月之久。

中日两军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五路激战，范围横跨安徽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北四省。日军出动40万大军，含14个师团等多兵种。武汉会战结束时，日本已向中国派遣20个半师团。

中国方面集结了超过120个师的精兵强将，还出动了海军和空军的部分力量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在如此大的范围内，动用如此多的兵力进行的大规模会战。

这场战役中，日军伤亡20万，还有15万生病。中国军队虽装备差、素质不一，但伤亡远超日军。数十万英勇将士用生命抵挡装备好、训练精的日军猛攻，最终捐躯沙场，葬身青山。

他们用生命和热血，重创日军主力，大幅削弱其攻势。从武汉沦陷至1944年豫湘桂战役，正面战场双方陷入长期拉锯，势均力敌。

武汉保卫战时，中国海军与陆军并肩作战，他们勇敢坚韧，全力配合陆军的防御，共同投入了激烈的战斗。

海军主要负责封锁长江航道，布置水雷进行防御，关闭港口，并与陆军紧密合作，共同守卫要塞，确保防御稳固。

从马当到武汉周边，中国海军在长江设下大量水雷，封锁航道，阻止日军舰艇顺流而上。马当失守后，布雷区移至九江至汉口间。海军与陆军联手，布下新式水雷，重创日军舰艇，有效拖延其攻势，支援了陆地防御。

布雷时，海军遭遇敌军连续轰炸，损失惨重，十多艘小艇被毁。同时，海军别动队在长江布置漂雷，重创敌舰，严重阻碍了敌人在水面的行动。

海军也直接参与了武汉保卫战，驻青岛的第三舰队把海圻、海琛、肇和三艘军舰的火炮卸下，将船沉入南京江面封锁长江，舰上官兵则改编成江防要塞司令部，守卫武汉外围。

海军部队带着陆战队的野炮和拆下的舰炮，驻守在田家镇、湖口、马当等地。他们与陆军协同作战，炮火猛烈，重创敌军，许多海军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上。

1938年10月24日，中山舰和“江陵号”炮舰在武昌金日镇巡逻时，与敌机群激战，成功击落两架敌机并击伤三架。但敌机采取自杀式攻击，撞向中山舰，导致两舰沉没。

武汉保卫战时，中国空军英勇奋战，战果显著。德川好敏中将指挥的日军航空兵团，包括一、三、四飞行团及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，共390多架飞机参与进攻。

中国在武汉和广州战区的作战飞机，包括苏联援华的志愿空军在内，总计225架，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及日军。

日军向合肥、九江增兵时，近400架日机从长江水路获取补给，频繁轰炸中国军队阵地及汉口、武昌等地，还袭击船只和铁路，为陆军进攻铺路。

当他们把大量兵力用于轰炸武汉周边的铁路时，每公里铁路平均被投下160枚炸弹，守军只能依靠紧急抢修来确保战争期间的运输不断。

中国年轻空军英勇保卫武汉，多次出击，重创日海军溯江舰艇。他们炸沉敌舰12艘，击伤29艘，有力支援了地面防御。虽多名飞行员英勇牺牲，但战斗意志坚定。

6月26日，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飞安庆炸敌舰，机身中弹起火，他放弃逃生，驾机撞向敌舰，同归于尽。7月3日，中国空军4次轰炸芜湖等地日军目标，共炸沉敌舰5艘，炸伤2艘。

为了夺回制空权，中国空军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“二一八”、“四二九”、“五二一”和“八三”这几场关键空战。

2月18日，日军大批飞机再次轰炸武汉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迅速迎战。一番激战后，我方成功击落敌机13架，但自身也损失了4架飞机。

大队长李桂丹、吕基淳分队长及飞行员巴清正、王怡之、李鹏翔英勇牺牲。之后的两个多月里，日军的飞机再未敢飞临武汉领空。

4月29日下午，敌军派出战斗机和轰炸机混合编队袭击武汉三镇。中方与苏联援华的空军共两个大队，70多架战机迅速升空拦截，给予敌机重创。

那场战斗，我方击落敌机21架，但也损失了2架。飞行员陈怀民在与敌激战时，飞机中弹起火，他毅然决定与敌机相撞，同归于尽。武汉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，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陈怀民路。

5月21日中午，36架日军战斗机和18架重型轰炸机袭击武汉。中国空军迅速升空迎战，在汉口北部上空激战。战斗中，中国空军击落敌机14架，自身损失2架飞机。

8月3日，武汉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空战。上午9点，日军50多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来袭。中国空军紧急升空迎战，在武昌上空激战半小时，击落敌机14架，俘虏6名飞行员，但3名空军分队长英勇牺牲。

为震慑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，彰显中国军力，5月19日，中国空军飞赴日本长崎、佐世保区域，空投《致日本民众书》传单，极大地振奋了武汉军民的抗日决心。

保卫武汉的空战里，苏联空军志愿队立下大功，多位队员为国捐躯，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，他们英勇无畏，令人敬仰。

全民族掀起保卫大武汉的抗战热潮，各党派携手合作，各界人民及爱国华侨团结一心，支援前线，慰问劳军、募捐，宣传抗战，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斗志。

《救亡进行曲》等多首抗日歌曲从武汉火遍全国，极大地激发了军民的斗志。冼星海等人创建了60多个歌咏队和合唱团，武汉人人高唱抗战歌，歌咏活动极为热烈。

4月9日，郭沫若负责的第三厅举办了“二期抗战宣传周”的音乐活动。武汉的歌咏团体齐聚汉口中山公园体育场，冼星海指挥千人合唱，之后大家还参加了歌咏游行。

8月9日，武汉举办“保卫大武汉”歌咏火炬游行。冼星海带领3000多人唱响抗日歌曲。他们在汉口三民路汇合，万余人伴着军乐，高唱救亡歌曲，在市中心游行。

9月18日，武汉各界人士在汉口上海大戏院齐聚，举办九一八纪念日活动。300多个团体分区域开展演讲、表演和歌唱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。

武汉军民的抗战热情被这些宣传活动大大激发，大家纷纷响应，慷慨解囊又踊跃参军，形成了一股热潮。

7月7至11日，武汉各界积极支援前线，开展了长达5天的捐款活动。从军政要员到普通民众，包括乞丐妓女都积极参与。最后一天深夜，捐款的人还络绎不绝，场面十分热烈。

献金活动不仅直接援助了前线战士，还激发了全国多地民众的捐款热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彰显了中华儿女深沉的爱国情怀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武汉成立了慰劳前线将士总委员会。该委员会迅速发起制作慰劳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，目标是一个月内完成30万份。在民众积极参与下，满载信件、药品和用品的慰劳袋如期送达前线，此活动后推广至全国。

9月2日，第九战区动员会呼吁捐100万件棉背心和旧衣，目标10月底达成。爱国人士积极响应，衣物涌向抗敌后援会，再送前线。最终，募集到棉背心近100万件、旧衣500多万件，还有数千元捐款。

10月10日，宋美龄带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会的成员，带着慰问品前往各城防部队，为士兵们送上关怀与物资。

国际学生代表团、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等团体齐聚武汉，声援中国抗日。白求恩带领加拿大医疗队，还有阿泰尔、柯棣华等印度医生，携款物和医疗设备来汉救治伤员。

武汉向大西北、大西南迁移的工厂多达250家，占了各地迁移工厂的一半以上。还有170家厂矿途经武汉内迁，共运出1万多吨物资，还有超万名技术人员随行。

武汉的大规模疏散与搬迁成效显著，不仅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，还促进了西北、西南新工业区的崛起，确保了长期抗战所需的工业基础。

武汉会战时，蒋介石一直留在武汉指挥。直到10月24日晚上，他才离开武昌的指挥部，乘坐飞机前往湖南的衡阳。

30号那天，蒋介石为了说明武汉撤退的事情，发了个公告给全国军民，里面明确表示了撤退的原因和考虑。

我国抗战的根基不在沿江沿海的狭窄地带，而在广阔深远的内陆。抗战的关键不在于武汉得失，而在于能否持续抗战。现在，我们守卫武汉的任务已完成，目标已实现。

我们呼吁全国军民要有“宁死不屈”的精神，坚持持久、全面的抗战策略，积极争取主动，更加奋勇向前，以赢得最终的胜利。

从卢沟桥事变起，到武汉、广州相继失守，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，约160万平方公里，但他们也陷入了困境。中国军民奋勇抵抗了15个月，给予日军重创。

到1938年底，日军侵华已损失70多万士兵。随着占领区扩大，守备兵增多，前线兵力严重不足。为此，日本当年新组建了10个师团，全部派往中国，进攻广州、武汉时已倾尽全力。

到年底，日本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的军队增加到24个师团，伪满和朝鲜有9个师团，相反，日本国内仅剩下1个负责守卫的师团。

那时候，苏联远东地区的军队人数远多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，实力对比悬殊。

那时，苏联远东军拥有28个狙击师和18个航空兵团，相比之下，日本关东军只有8个师团，朝鲜军更是只有1个师团。

战争让日本军费暴涨，15个月就花了100亿日元。这导致国内财政紧张，税收猛增，民众生活困苦。因此，日本国民和士兵越来越厌倦和反对战争。

在战略防御阶段，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屡战屡败，损失惨重，但官兵们英勇抵抗，成功打破了日军企图迅速取胜的战略部署。

武汉沦陷后，国民政府迅速扩充军力，到1941年，已有296个师和29个独立旅投入战斗，总兵力超过300万人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蓬勃开展，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，有效支援了正面战场，让日军腹背受敌。国际上，苏联援华不断，英、美、法等国也因日本侵略升级，对中国抗战给予了一定支持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面对抗战热情高涨的中华民族，日军想用有限的兵力在广袤大陆上迅速结束战争，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日本领导层长久以来忧虑的战略局势，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浮现了。

为尽快结束战争并占领中国，日本调整了侵华策略。在坚持侵略计划的同时，改对国民党政府为军事加政治双重手段，暂停正面战场进攻，转为防守并“扫荡”敌后共产党抗日军队。

1938年6月10日，日本内阁的五位重要大臣——首相、外交大臣、财务大臣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召开会议，一致决定采取某项重大行动。

调整日华关系新策略，明确事变真相，限制战争目标，并转而视国民政府为对手，接受第三方调解，拓宽解决事变的道路。

7月8日，日本内阁高层召开会议，商讨对策，针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可能屈服的情况，制定了相应的行动方案。

占领关键区域后，若中国现政府仍不投降，帝国不必急于武力解决，而应侧重政略策略，助力新政权壮大。同时，从政治、外交、经济、思想全面施压，加速现政府垮台。

这个决策为后来采取“一边军事打击，一边政治诱降”的侵华方针奠定了基础，预示着更复杂的侵略手段即将出现。